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道德经》

凡有的，还要给他，叫他丰足有余；凡没有的，就连他有的，也要取去。

——《圣经》

2000多年前，中国与西方最顶级的两个智者留下了类似的话，它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社会规律：如果不加以干预，资源总会向少数人手中集中。

是否有真正超过300年的王朝？

近些年，很多网友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是否有一个王朝的国祚能够超过300年？

如果只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了，抛开考证得太少的夏朝，如果只看名义上的朝代持续时间，商朝历600年，周朝800年，汉朝407年，宋朝319年，都超过了300年。

但夏商两朝，中央集权尚未建立，这时的中国以一种部落联盟或诸侯国联盟的形式存在，这时的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很弱，地方有很强的自主权，所以无论是商朝的600年还是周朝的800年，其中央朝廷都没有真正控制地方各部落或各诸侯国，所以也就不存在跨越300年魔咒一说。

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分封，立郡县，中央集权制度基本建立，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幅增强，此时的中央政权大体上可以实现对地方的有效统治，那么，中央集权建立后，各个走上权力中心的王朝的国祚如何呢？

中国古代共出现了9个大一统王朝，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

秦、晋、隋、元速亡，汉、唐、宋、明、清五朝国运较长，都超过了200年，而名义上讲：汉与宋两朝超过了300年。

但是，汉宋两朝又有一个共同点：都分成两段，汉分西汉东汉，宋分北宋南宋，于是，要讨论是否有一个王朝超过300年这个问题，就必须讨论另一个问题：西汉东汉，北宋南宋，到底应该算一朝还是算两朝。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可以试着讨论另一个与今天这个主题无太大关系的问题：为什么同样是跑到南方，南宋可以守住半壁江山，而南明却不行？

分成两段的汉与宋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垓下击败西楚霸王项羽，同年于定陶称帝，定都洛阳，2年后迁都长安，这是大汉帝国的开局。

建国后因为采取宽松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汉帝国的社会财富不断增加，文景之治被称为第一个盛世，汉武帝依托文景二帝打下的底子，开始大力北击匈奴，解决掉了北方的威胁，汉帝国国力达到顶峰。

汉武帝穷兵黩武一度导致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其晚年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试图挽救经济，这些政策在其死后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继任者昭帝和宣帝的执行，汉帝国国力得到极大的恢复，史称“昭宣中兴”。

宣帝死后，汉帝国的权力中枢开始出现问题，权臣开始染指皇权，最终导致王莽篡汉。

公元8年，王莽废汉帝建立新朝，西汉灭亡，西汉帝国共享国祚210年。

王莽建立的新朝十分短暂，地方势力对其政权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绿林、赤眉等反抗军纷纷崛起，最终刘邦九世孙刘秀击败各方割据势力建立东汉政权。

光武帝刘秀

那么问题来了，东汉与西汉是否可以算作一朝呢？

从血统上看，刘秀也姓刘，是刘邦后代，从国号上看，刘秀建立的政权也叫“汉”，如此看来，西汉与东汉完全可以算作一个朝代。

但事实上，两汉的关系并不大，原因无他：二者的统治集团完全变了。

刘秀虽然也姓刘，且确实是刘邦后人，但是，其早已远离西汉政权的核心统治集团。

刘秀先祖是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一脉，由于汉武帝刘彻的推恩令，到刘秀父亲刘钦这一辈，就只能做一个济阳县令这样的小官了。

刘秀起兵前曾长期在家中务农，因为这事他哥哥刘縯还经常嘲笑他。

王莽建立新朝，本来就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原西汉政权的权力分布和资源分布，而由于王莽的新朝实行过于刻板的改革措施，造成天下大乱，旧秩序与旧的统治集团在刀光剑影中被大幅削弱。

而刘秀刘縯兄弟的起兵，与原西汉统治集团没有一点关系，更没从前者得到一点好处，刘秀刚起兵时，连马都没有，刘秀是骑着牛打仗的，后来的天下是刘秀自己一点一点打下来的。

让刘秀实力空前壮大的一个举动就是收编河北的地区的大量农民军，这些农民军中的将领很多都出身草莽，最后刘秀夺了天下，这些人很多都进入了新政权的统治集团。

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刘秀与西汉没有多大关系，其权力是战场上打出来的，不是原西汉统治集团给的，而新朝末年的大规模战乱也极大程度上打碎了原西汉政权的旧秩序，让资源得到重新分配，让阶级得以重新划分，只不过刘秀恰好是刘邦的后代，让两汉看起来有一定的关系。

相比于汉朝，宋朝的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是宋徽宗赵佶第九子，他南渡后得以站稳脚跟依托的也是原北宋旧臣。

宋高宗

但是，北宋灭亡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偶然性，要知道，北宋在灭亡之前给人的感觉一点都不是亡国之相，恰恰相反，虽然经历了很多屈辱，但是北宋在辽国灭亡后可是收回了被辽国占领了100多年的燕云六州（本来金答应归还全部燕云十六州，但后来看到北宋过于软弱，便只归还太行山以南的六州）。

而北宋灭亡也十分突然，金军包围开封时，最初目前只是为了勒索财物，在宋军和北宋朝廷不断做出魔幻操作后，才感觉有机可乘，于是尝试直捣黄龙，没想到事情进展的异常顺利，直接将包括宋徽宗和宋钦宗在内的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一网打尽。

当时，北宋的各组织机构基本还存在，只是中枢被干掉而造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赵构南逃后重新整合这些组织，再造一个统治集团，这才守住南方，又为宋朝延长了100多年的国祚。

北宋末年的动荡程度不及新朝末年深，毕竟南方各地受影响有限，宋高宗赵构组建的统治集团与旧的北宋的统治集团的联系也比刘秀与西汉统治集团的联系要大。但是，毕竟也经历了大规模动乱，统治集团得到部分重组，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

好，现在，让我们简单地总结一下：大一统中央集权建立以来，唯二名义上享受国祚超过300年的王朝汉与宋都经历了大规模动荡而分成两段：其中，西汉与新朝的动荡较为剧烈，统治集团和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程度很深，北宋末年的动荡有意外的成分，当时北宋的社会尚未板结一块，社会仍然有一定的效率，而金兵突然南下占领都城开封让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重组，让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这些让社会活力本就没有丧失殆尽的宋王朝社会活力又恢复了一些，凭借这些，赵构得以在南方为宋王朝续命100多年。

总之，超过300年的汉与宋两个王朝都经历了统治集团的重组，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以及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

现在，可以试着回答同样是南迁，为什么南宋扛得住，而南明扛不住的问题了。

北宋被金国攻陷都城时距离北宋建立只过去了160多年，统治集团还没有彻底板结一块，国家还有一定的行政效率，国家财政还没被无处不在权贵阶层们侵吞殆尽，而这些让宋高宗赵构得以重新整合资源在南方站稳脚跟。

而南明建立时，明朝已经享国祚276年，社会阶层早已板结一块，权贵阶层盘根错节，掌握着社会的大部分资源，朝廷的财政收入已经被这帮人侵吞的差不多了，明朝的行政效率已经低到极点。

在北京被攻陷前，大明王朝明明在经济水平，军队规模和武器装备上都远胜于东北的满清，但是依旧对后者毫无办法，这就是彼时明朝行政效率差到极点的明证。

打个比方，北宋灭亡时，宋帝国还只是人在中年，面临危机还能奋起一搏，而明朝灭亡时，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这就是南宋扛得住，南明扛不住的底层逻辑。

千年罗马

任何一个帝国似乎都逃不过盛极而衰的命运，但他们的“寿命”似乎也各不相同，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似乎都难以真正逃脱“300年的魔咒”，相比之下，西方古代文明的巅峰古罗马似乎更加“长寿”。

人们常常以千年罗马来形容这个古老文明，但是，正如两汉、两宋一样，所谓“千年罗马”也经历过重大社会变革，这个变革就是公元前27年，罗马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称号，罗马由共和国时代转为帝国时代。

但是，为什么罗马由共和国转入帝国就能续命400多年（从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到公元395年东西罗马帝国分裂）？答案其实与中国古代王朝是一致的：社会阶层重新划分，社会资源重新分配。

罗马共和国时期，实行的军民合一的公民兵制度，罗马公民平时为民，各自耕种生产，一旦战事爆发，则需要自备装备组成军队上阵打仗。

罗马共和国甚至对士兵的财产有硬性要求，不达到一定财产规模是不能当兵打仗的。

而随着贵族们不断兼并土地，大量平民成为失地流民，没有财产，连参军打仗的资格都没有了。

随着这种情况的不断加深，罗马共和国的战斗力受到极大威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终出现了马略军事改革，取消对士兵财产的限制，同时，军人开始职业化。

职业军人的出现让军头们有了拥兵自重的能力，马略、苏拉、凯撒以及屋大维，这些罗马共和国后期的重要人物都是军头出身。

当时，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元老院贵族们的手中，凯撒、屋大维等军头通过手中的军队强行打破贵族们对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垄断，凯撒死后，屋大维对元老院贵族进行了大规模报复和清洗，从肉体上直接干掉了这些长期占据大量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贵族们，而后再通过给跟随自己的军官们政治权利，让能够在战场上立功的平民子弟上升的机会，这些使得罗马共和国的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罗马得以续命数百年。

至于为什么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生命周期都超过了300年，这恐怕是因为古罗马是一个外向型帝国，不断武力征服获得的土地让整个罗马社会陷入内卷的速度比内向型的古代中国要慢上一些。

但总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资源过分集中就会衰落，甚至灭亡，资源重新分配就会复兴。

美苏

苏联于1991年解体，美国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在这个昔日对手的尸体上总结着自己胜利的经验，他们将美国赢得冷战的原因归结为自由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但很显然，这个结论并不成立，苏联解体后，没有了对手美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自由程度更甚于以往，但美国却不断衰落。

真实的情况恰恰与美国人自己总结的经验相反：美国在冷战期间实施了大量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对富人多征税，给穷人福利，保障工人权益，提高工人待遇，美国也是在冷战期间建成了所谓的“富人穷人少，中产阶级多”的橄榄型社会。

苏联解体后，美国放飞自我，对富人减税，也默认了富人们以慈善基金会避税的做法，富人们拿着海量的货币资本到世界各地投资，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以获得更加高额的利润，而这逐渐导致了美国本土产业空心化，大量美国产业工人失业，从之前的中产阶级沦为新穷人，美国财富急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富人再通过教育等方式进一步垄断社会资源，穷人们的上升通道被逐渐堵死，美国社会活力丧失殆尽。

写到这里恐怕很多朋友会提出一个问题了：冷战时期，美国虽然通过一系列手段去缩小贫富差距，但美国依旧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贫富差距依旧比苏联要大，为什么最后解体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明白贫富差距的本质是什么？

贫富差距或者说两极分化的本质其实是资源的过度集中。

要看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看资源是否过度集中，冷战时期的美国，由于政府的“劫富济贫”的政策，美国富人依旧有普通人难以比拟的资源，但是普通人同样拥有至少可以保证其发展的资源，这就给美国社会注入了活力。

而苏联虽然没有那个资本家能够垄断过多的社会资源，但是不要忘了：苏联政府几乎是集中了全部社会资源，从这个角度讲，苏联社会资源的集中程度比美国更甚。

美国人认为自己赢得冷战是因为自由市场经济，其实有一半是正确的，美国的胜利来自于政府的适度的“劫富济贫”与自由市场经济相结合，既保证了社会活力，又避免了资源过分集中。

冷战中，美国两党也大体上完成了各自的使命，民主党加税缩小贫富差距，共和党减税，增加社会活力。

翻倍的富人税和比列宁还“左”的拜登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冷战后衰落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两党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2000年，共和党总统小布什上台，这位爷倒是奉行了共和党的减税原则，但是，共和党主张的小政府，尽量少干预外部事务却被这位总统先生抛之脑后，在他的任期内，美国砸下几万亿美元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美国政府已经债台高涨，终于经济过热引发次贷危机，美国的盛世被打断。

但是，如果仅仅是一次经济危机并不足以让美国走向衰落，2008年，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上台，要做什么，一目了然：加税。

宽松的监管和较低的税率让富人们抓住制度的漏洞大赚特赚，美国国库空虚，普通人囊中羞涩，但他们却赚得盆满钵满，为了打那两场战争，美国政府债台高涨，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向富人征税，以政府的手段完成财富的重新分配，为社会注入活力。

但是，当时的参议院被共和党控制，奥巴马的加税方案迟迟不能通过，民主党主张大政府，没有钱还想干事，怎么办，继续负债，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的负债率进一步升高。

好了，该共和党人特朗普了，特朗普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祭出了共和党提振经济的大招：减税。

但是，此时美国的实体产业已经很大程度上外流，此时的美国没有多少造血功能，减税又能给美国社会带来多大的活力呢？

特朗普的办法是威逼利诱让企业回归，但是收效甚微，本来花钱的地方就多，还减税，钱从哪来？负债，借着负债。

如今奥巴马时代的副总统，民主党人拜登登上了总统宝座，这位“睡王”总统一上来就下发1.9万亿美元的大红包，以至于让一些人以为这又是一个喜欢“撒币”的慈善家，但是，老拜登很快“图穷匕首见”，表示由于疫情期间政府花了太多的钱，现在需要加税，而且是力度空前，拜登提出要将年收入一百万美元以上的富人的资本利得税从20%一举加到39.6%，这着实是吓坏了一些人，有共和党议员表示：拜登比列宁还“左”。

其实，并不是拜登有多“左”，实在是拜登明白，这税，不得不加，只有通过加税，美国政府才能偿还国债，只有通过加税，拜登政府才能通过一系列措施去扶持美国本土产业。

美国政府现在需要钱，是的很需要，负债只是饮鸩止渴，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加税。

这税加不加得上，事关美国国运。

对于拜登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现在民主党同时控制了参众两院，但是优势都不明显，只要共和党“策反”其中几个人，加税法案就不能通过，当然，拜登一上来就抛出一个如此之大的加税法案，可能也是为以后讨价还价做准备，最后的法案，加税力度可能没那么大。

但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说，无论如何，税是必要的要加的。

当然，要做到这一切并不容易，挡在拜登加税法案面前的，不只有共和党的反对者们，还有美国富人们炉火纯青的、五花八门的避税手段。

一个社会的活力更多来自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往往没有多少避税手段。这就是拜登面临的有一个考验，如果拜登的加税方案获得通过，但是真正的富人们都通过各种避税手段避税，这些税最后加到中产阶级头上，如果这一切发生，美国的国运就真的走到尽头了。

于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什么决定国运？决定国运的是资源的分配，当资源在多数人手中流动时，国运就在，当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时，国运也就会随之终结，罗马如此，美国也如此。